香港大导演北漂，为何选他当靠山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创牌者，作者丨周丽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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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贺岁档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毫无悬念地赢了。上映首日，票房即超7亿，打破中国影史15项纪录。据猫眼票房专业版，《长津湖之水门桥》预估票房将超过40亿。

去年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也是凭借57.75亿的票房，超越《战狼2》成了中国影史票房冠军。

搏命般的13亿总投资（国内最贵），换来了长津湖系列总票房接近百亿成绩，博纳影业总裁于冬完成惊险一跃。

1971年，于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中学时期，他和同学组了个文学社，定期发表文章，文艺而实干的性格开始显露。19岁，怀着“离艺术更近一点”的梦想，于冬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毕业后，于冬直接进入北影厂从事发行工作。彼时，中国电影行业实行的还是“统购包销”，中影公司向制片厂预付100万元购买电影，再根据拷贝的销量和制片厂结算，多退少补。

不用为结果买单，市面上出现了大批粗制滥造的小成本电影。后来于冬回忆到，“大家都是二三十万拍个电影，交给中影，拿回的钱基本上发工资了，没钱再拍片。整个制片业都陷入恶性循环。”

作为推销员，于冬要把拷贝卖出去，靠的只有“处关系、喝大酒”这套。那些日子，于冬每天背着拷贝，跑到哪里，哪里就是一顿大酒，“一杯酒一万块钱，一个拷贝”。

“从早到晚三顿酒，也只有于冬受得了”，陈凯歌甚至评价，这叫**“推销员之死”**。

业务能力出众的于冬，没多久便博得领导赏识，成为北影厂史上最年轻副科级干部。

照此发展，于冬本将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件大事，改变了于冬的人生轨迹。

1999年2月，国家广电将中国电影公司等7家单位合并为中国电影集团。于冬升迁梦碎，一个低三届的学弟成了他的新领导。

不服气的于冬下定决心辞职单干。那年，他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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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冬的新公司就是博纳，一开始做的依然是卖拷贝的老本行。但这一次，于冬不愿延续老单位的做法。

他深知，品质才是票房的关键。而大学期间看过2000多部电影的他，相中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由黄建新执导、王志文和江珊主演的《说出你的秘密》。

片子在库房里已经搁了1年，他在北影厂时就看过，很不错。再加上这是王志文、江珊继《过把瘾》之后的第二次合作，于冬嗅到了“宣传点”。

于冬的老领导韩三平，是黄建新的同学，通过层层关系，他找到黄导诚恳表示：“当时中影给您的60万太低了，我现在出来单干，给您保底120万。先给您30万做定金，做不成做得成，您就相信我一次。”

于冬打动了黄建新，而事实证明，他没有辜负黄建新的信任。《说出你的秘密》收获1000万元票房，于冬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50万元。

如果说《秘密》奠定了于冬事业的基石，那么《我的兄弟姐妹》，则助他叩启了与港片共舞的淘金之门。

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电影市场逐步萎缩，很多投资人不再投资香港电影。不少香港导演也开始寻找进入内地电影圈的机会。

《我的兄弟姐妹》正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下，该片汇聚了梁咏琪、姜武、夏雨等一批大牌演员，很有“卖相”。

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国家广电正式将电影制片权、发行权正式向民营企业放开，于冬拿到了国家广电总局为民营电影公司颁发的第一块发行牌照。

于冬果断找到与刘晓庆、姜文等“京圈”影人交好的香港导演文隽（曾任23-25金像奖主席，大力推动内地和香港的交流），拿下这部影片的发行权。而后，他开始与各地发行公司协调档期，通过同步上映，各大媒体炒作等方式，推高声量，使之坐实“2001年催泪核弹”的名号。

最终，这部成本只有200多万的小制作电影，在撞档《蜘蛛侠》的情况下，票房高达2000万元，投资人净赚700多万元。更重要的是，它一举打破了港片靠向内地盗版碟商，售卖劣质母带赚取50万的既定套路。

于冬曾告诉文隽，香港电影人是“游牧民族”，曾经台湾省是香港电影最大的市场，“游牧民族”就跑去讨好台湾省市场，利用台湾省的资金。现在，内地开放了，就又来到这边吃草。于东说，**“香港电影人应该定居在这里，不能吃完草就走，要落地生根，要接地气，才能真的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互相提升的市场。”**

这段话，对文隽触动很大。

文隽回到香港后，开始大力宣传内地电影的好，更引荐于冬结识更多香港电影界人士，众人都开始耳闻于冬这人能处，和他合作是真能分到钱。

2002年，为拿下《天脉传奇》内地发行权，于冬又创新性地发明了“保底分账”。

“500万保底再分账。我当时手上的钱都不够500万，但如果这个电影成功，将是博纳的一个飞跃。”为了支付这笔保底费，于冬愣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

最终，《天脉传奇》在内地取得了2600万的好成绩，于冬也成为了香港电影发行界最受欢迎和信赖的合作伙伴。

于冬也足够幸运，《天脉传奇》后，中央与香港特区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从此香港电影不再受“进口片”配额的限制，可以通过合拍片的方式进入内地。

于东赶上了好时候，香港电影正因资本投入减少在走下坡路，想要拍大片，内地资金市场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此时，已经积累足够人品的于冬，自然成为了香港电影人的最佳合作人选。

就这样，2003年—2008年，博纳几乎垄断了80%的港片或合拍片发行，并借此迅速壮大成与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并驾齐驱的民营电影企业三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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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权开放后，更多民营资本进入影视行业。

那段时间，有两部香港电影于冬志在必得，一是成龙的《宝贝计划》，二是徐克的《七剑下天山》。结果华谊等公司捷足先登，原因是华谊参与了前期的投资。

于冬很受刺激：“这样下去，很多电影我就拿不到了。”

2007年，博纳开始大规模参与电影投资，试图从源头握牢发行权。你华谊兄弟有冯小刚、新画面有张艺谋，那我博纳就进一步加深与港导的合作。

“我跟华谊比，徐克是我的张艺谋，尔冬升是我的陈国富兼冯小刚”，于冬曾这样说过。

有着前期口碑积累，徐克、陈可辛、王晶、尔冬升等一线导演加入博纳，成为其日后崛起的强大人力资本。

初入陌生领域，于冬也向合作伙伴展现了充分的信任，哪怕是赔钱。

2008年，徐克的《深海寻人》《女人不坏》票房惨淡，接连亏损，徐克迎来人生低谷。作为发行方的于冬，不仅没有抛弃徐克，还邀请他为博纳拍摄一部他最擅长的电影——《龙门飞甲》。

作为《新龙门客栈》续集，这部电影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3D武侠电影，集结了李连杰、周迅、陈坤等明星，耗时两年，耗资两亿。

2011年上映时，《龙门飞甲》取得了5.7亿的超高票房，更是在当年的各大电影盛典上，获奖10次，提名20次。

这不仅证明了徐克廉颇未老，也进一步加深了于冬和徐克的关系。在一次采访中，于冬骄傲地说：“现在我和徐克已经信任到签合约不需要谈钱，只要改一下电影名字就行。”

△徐克和于冬

同年，由博纳投资、在全球同步上映的《桃姐》，也创下了华语片得奖数的最高纪录，不只包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五座奖杯，还在全世界“拿奖拿到手软”。

后来这部电影的导演许鞍华对于冬说：“我70岁了，拍不动了，最多拍两部，我希望这两部博纳都可以投资。”而于冬则表示：“投资许鞍华就没打算要赚钱，只要导演有需求，我会随时投，把赚到的钱再赔给她。”

对香港电影人的一片赤诚，让于冬再一次迎来了事业的高峰。

从2007年和陈可辛合作的《投名状》，到2009年陈德森合作的《十月围城》，再到2011年的《龙门飞甲》，博纳投资的一系列英雄主义故事合拍片，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同时，也帮助博纳建立了对商业电影工业体系的理解。

从这些片子，不难看出后来博纳红色商业大片的影子。后来他联合香港导演打造的“主旋律商业化”范式，进一步让他功成名就。

2014年，由徐克导演、于冬担任制片人之一的《智取威虎山》翻开了主旋律电影的新篇章。

这部电影以解放军英勇剿匪为核心，选用了张涵予、梁家辉、林更新等豪华的明星阵容，加以3D技术革新了观影体验。

从那以后 ，于冬更是决定，将主旋律电影进行到底，从《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到《中国机长》《烈火英雄》《决胜时刻》，通过将昔日说教式的主旋律电影变得带劲好看、能打动人，博纳蹚出一条“叫好又叫座”的市场化之路。

演员、制片、导演、编剧……电影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造一个梦。于冬的成功，离不开那些香港导演的簇拥，而那些电影人的成就，也与于冬的信任与支持息息相关。

因为于冬是那个在背后为他们托底的人。为了同一个电影梦，于冬曾说，“最重要的是电影的质量。有些电影或许一时不符合市场流行，然而过了五年、十年，依然能够被真正懂电影的人记住、提起。对我而言，相比票房，能够被人记住，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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