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金融业作为一个高薪行业的历史，要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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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互联网怪盗团

开宗明义：本文所讨论的“金融业”，主要是指券商、基金、保险资管等机构，尤其是其中的投行、投研、固定收益、机构销售等高薪岗位。金融业是一个很大的行业，从业人数最多的其实是银行，其次可能是保险经纪；但这两个细分行业的薪酬显然没有达到打工人的顶尖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最高薪的部分都是跟资本市场打交道的部分，在美国是“华尔街”，在中国则往往被戏称为“中国华尔街”。

过去二十年，国内高薪白领有三大来源和聚集地：金融业，互联网大厂，以及部分外企。它们固然都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不过总体看来，金融业吃到红利的方式更“奇怪”，高薪基础更“脆弱”一些。与其他两大高薪职业相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违和之处：

• 部分外企，例如外资咨询、IT企业以及大型跨国集团，其母公司待遇本来就很高，其中国分支从事的往往是高附加值业务，高薪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外企普遍比较守法（怂），注重劳动者权益，从而成为了性价比极高的打工人胜地。
• 互联网是过去二十年国内增长最快的行业，一方面组织膨胀速度很快、年轻员工很容易升职加薪，另一方面股票增值明显。而且互联网多为美元资本催熟的民企，只要能拿出业绩，组织对于个人薪酬待遇是慷慨的，至少在高成长阶段是如此。
• 金融业则有些“两不沾”：首先，国内持牌金融机构大部分为国企，国企本来就不存在高薪文化；其次，国内金融业虽然扩张迅速，但与互联网这种真正的高成长行业还是相差很远的，本质上仍然是个周期性行业。在这种情况下，金融业仍能保持高薪多年，这是一个奇迹。

有人会说：“金融业是智力密集型行业，需要大量的高学历、高智商人才，高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这话貌似合理，可是仔细一想就觉得不对劲——国内的“智力密集型行业”何止金融业，可是其中绝大部分都不算高薪。

就拿现代服务业来说吧，律师算不算智力密集型？会计师算不算？税务规划算不算？本土咨询算不算？这些行业高薪了吗？其中的佼佼者、大小老板们固然是高薪了，可是中基层打工人的待遇只能用一般来形容。所以我们提起社会上的“高薪赛道”，一般不会拿它们作为典型案例。例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欧美是不折不扣的高薪职业，在国内则只是“中层白领职业”，贵在稳定性，只有升到合伙人才算进入社会精英行列（绝大部分人不会熬到那一天）。

还有数量巨大的非金融类国企，尤其是央企，招的都是名校或海归硕士、博士，但是待遇只能用一般来形容。就算把一切隐性福利全部算上，非金融类国企与金融类（注：主要指券商、基金等，下不赘述）相比，薪酬总包还是远远不及的。除非求稳定、希望躺平，否则在同等情况下，在国企板块内部，大部分人不会弃金融业而取非金融业。

那么，造成国内金融业超高薪酬待遇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有一部分必然因素，例如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智力密集型本质等等，但是上文分析过，它们只构成“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按照资本市场时髦的说法，必须有一些“催化剂”促使它们完全发挥潜力，把金融业变成一个高薪行业。我觉得，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历史上，主要发挥作用的是两股“催化剂”：

第一是来自外资金融机构的薪酬对比压力。还记得十多年前，在大学校园里，同学们谈起求职“投行”的时候，指的肯定是外资投行，绝不是中资券商的投行部。外资投行、基金的香港分支机构，以及它们在大陆的合资机构、代表处，虽然招聘人数很少，但是薪酬极高，是当时中国应届毕业生拿Global Pay的几乎唯一选择。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大陆和香港两个金融职场日益融合，为了与外资争夺人才，中资金融机构的高薪化也日益明显。在中资机构当中，一贯以高薪著称的中金就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合资券商——外资的“高薪文化”至今还在惠及数以千计的打工人。

第二则是金融业周期性扩张带来的“薪酬刚性”，通俗地说就是“工资一旦提上去了，就很难降下来了”。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每次金融业的普遍提薪，都伴随着股市或债市的一轮结构性牛市。2006-07年的大牛市使国内券商和基金第一次真正成为了“高薪白领发源地”；2014-15年的大牛市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从那以后中资机构的薪酬真正能与外资相媲美了（尽管还是比外资低）。固定收益、信托等业务也有属于自己的结构性牛市，因为国内金融业是一个典型的“周期成长行业”，其成长性主要体现在周期性的爆发。

在理论上，上升周期里面提上去的薪酬，应该在下降周期里面减回去才对。可是在实践中，基本工资只要涨上去了就很难下调，至少不是以相同幅度下调；能下调的主要是基于绩效的奖金。结果就是，对于大部分金融业从业者而言，基本工资呈螺旋形上升，奖金呈周期性上升，总体上还是大幅上升。国有金融机构的领导一般也不存在很强烈的控制薪酬的动力，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薪酬上升的受益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金融业的薪酬水平之所以超越了律师、会计师、非金融国企等本来也具备“高薪潜力”的职场赛道，有巨大的历史偶然性。我们不应该说：“因为华尔街的薪酬高，所以中国华尔街的薪酬也应该高。”要知道，美国华尔街和“中国华尔街”除了做的业务性质类似，在其他方面几乎一点都不类似，并不存在后者的薪酬一定要向前者靠拢的必然性。

那么问题又来了：因为历史偶然性而获得的高薪，会因为历史必然性而被收回。这种事情已经在发生了。
证监会主导的券商佣金率下调、基金管理费率下调，以及IPO和再融资的大幅收紧，注定了今年金融机构薪酬惨淡的格局。上述影响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佣金率、费率这些东西，一旦下调了就很难再提上来。接下来，券商投行收取的IPO费用、固定收益交易的点差可能也要下调，因为主管部门的思路是全面降低金融中介费率，通过牺牲中介机构利润来搞活资本市场。只要上述思路存在，金融机构就将面临持续的收入下降压力，而收入下降一般都会迅速传导为薪酬下降。

与上述因素同样重要、乃至更加重要的因素，则是主管部门对金融业定位的强调（或曰澄清）。这方面，大家可以参照国家监委于2023年2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明确提到：**“摒弃‘例外论’‘特殊性’‘优越论’‘无关论’‘业务需要论’等错误论调，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虽然该文章讨论的主要是金融反腐，但是对于金融业普遍存在的高薪局面也会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

再强调一遍：国内绝大部分持牌金融机构是国企。在历史上，金融业国企的薪酬远远高于非金融业，即所谓“例外论”；金融业从业者被视为高智商的社会精英，即所谓“金融精英论”；金融业的高薪酬被视为开展业务的必然需要，即所谓“业务需要论”；金融业国企的薪酬不断向外资机构靠拢，即所谓“西方看齐论”。从今往后，上述情况无疑要改变，金融业很难再作为高级白领的空中楼阁而继续存在下去。

乐观者会说：“哪怕金融机构的薪酬大幅下调，在全社会仍然属于顶尖水平，从业者不应该抱怨什么！”问题在于，薪酬下调的同时，工作压力是否也会下降？最近的互联网行业展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大厂纷纷降本增效，人员坑位减少了，薪酬总包减少了，未来的上升空间也缩小了；可是加班和出差并没有明显减少，在某些公司、某些部门还出现了上升。以前，互联网大厂员工是出于财务自由的愿景，热火朝天地996；现在，他们则是出于害怕被裁掉的焦虑，忐忑不安地996。同样的事情会出现在金融从业者身上吗？或许已经出现了。

不过，对于金融业从业者而言，至少还有一个好消息：国企在主动性裁员方面还是比民企谨慎很多的，跟不上时代节奏的员工往往不会被直接裁掉，而是调往无关紧要、薪酬待遇平平的岗位，任凭其自动离去。愿意被边缘化的员工，可以赖上很多年，这是金融业比互联网行业更“优越”的地方。

至于再过十几年，国内金融业会不会又迎来一波新的结构性扩张，从而再次回到高薪赛道的位置，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对此难以乐观，你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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