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一直在寻觅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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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追问NextQuestion

2021年夏天，我经历了一连串的巧合。这其中，有一些巧合让我产生了明显的“超自然感觉”。我有记录梦境的习惯，如果梦境特别生动或奇怪，我就会记录下来，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有一次，我梦到了母亲的朋友萝丝，她告诉我，自己因为中风刚刚去世。早上醒来后，我突然想到，不知道萝丝是否还活着。她大约10年前得了一次大中风，后来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小中风，陷入了身体无力且痴呆的可怜状态。

吃早餐时，我向伴侣提到了这个梦，显然她并不怎么感兴趣。当时我们刚刚卖掉一直居住的房产，借住在英国中部父母的老房子里，那栋房子已经有几个月没人住了。我父亲早就不在了，而我母亲则在一家护理院里，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晚期。

后来，我再也没回想起过这个怪梦，直到两星期后，我们从超市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张纸。这封信是萝丝的女儿写给我母亲的。她说，她的母亲“两周前”去世了，葬礼将在下周举行。我把纸条递给伴侣，提醒她我之前的梦。她说：“很奇怪”，然后继续卸下买到的物品。是的，很奇怪。我不记得上一次想起萝丝是什么时候，而她就在梦中出现，宣告了自己死亡的消息。

那么，我应该怎么理解这件事？一种解释是，萝丝死了，她的魂魄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于是进入了我的梦中。也许她首先试图联系我母亲，但由于某种原因——无法穿透受损的大脑残骸？——没能联系上。还有一种解释是，整个事件链完全是巧合，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串联，没有更深的意义，根本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如果你问我更喜欢哪一种解释，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但除了我自己之外的另一部分的我，想要接受这个世界真的有超自然层面的可能性。这部分的我会被鬼故事吓到，会对独自在停尸房过夜感到不安。虽然我不相信宇宙中包含超自然的力量，但我觉得它是有可能的。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人类的思想中存在非理性的因素。我甚至可以说，神奇的思维构成了自我的基础。

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体验本质上是一种想象力行为，无法通过完全理性的思维模式来维持。我们在另一个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意识的光芒，并且不可抗拒地想象在那双眼睛后面有一些虚无缥缈的自我，带着感情和思想在哼唱；而事实上，除了大脑中黑暗而沉默的物质，什么都没有。我们想象自己的眼睛后面也有类似的东西。这是一个必要的错觉，植根于人类演化史深处。巧合，或者说巧合的经历，引发了同样根深蒂固的神奇想法。

“巧合”一词涵盖了广泛的现象，从宏观宇宙的（在日全食中，月球圆盘和太阳圆盘碰巧具有完全相同的直径）到狭隘个人的（我的孙女和我已故妻子的生日相同）。在人类经验尺度上，**偶然性（及时但没有计划的事件的发现或发展）和20世纪拉马克生物学家、巧合收集者保罗·卡默尔（Paul Kammerer）所说的序列性之间有很大区别，他将其定义为“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或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合法重复”**。

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的传记中有一个偶然性的例子。当接到自己被选中饰演电影《铁幕情天恨》（The Girl from Petrovka）中的一个角色时，他就去寻找乔治·费费尔（George Feifer）的原著小说。他把伦敦的书店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只好放弃，回家去了。然后，令他惊讶的是，他在莱斯特广场车站的长凳上发现了一本。当和费费尔在拍摄现场见面时，霍普金斯向他讲述了这个故事，结果发现这本书正是费费尔在伦敦另一处遗失的那本——上面满是他为美国版做的修改和旁注。

好莱坞则提供了一个关于序列性的例子。莱曼·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是一位多产的儿童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出版于1900年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小说被改编成标志性的音乐奇幻电影，但据说他与这部电影却有着惊人的机缘。

演员弗兰克·摩根（Frank Morgan）在1939年上映的《绿野仙踪》电影中扮演了五个角色，包括一名巫师。他首次出场是在电影的开头，扮演一位旅行的占卜师——马威教授。据说，在试镜时，他穿的外套因为过于整洁不太符合角色定位，因此，服饰部门特地去旧货店搜寻到一整柜子可能合适的衣服。最终，他们选定了一件领子磨旧的阿尔伯特亲王礼服。后来人们才发现，夹克上缝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赫尔曼兄弟专为莱曼·弗兰克·鲍姆定制”。鲍姆在电影上映大约20年前就去世了，但据说，其遗孀证实这件外套确实是鲍姆本人的，并在电影拍摄完成后接受了剧组赠予的这件礼物。

有些巧合看起来很好玩，有些却让人毛骨悚然

有些巧合似乎含有幽默的成分，仿佛是由一个任性的精灵设计的，纯粹是为了自娱自乐。2016年刚搬到巴斯不久，我冲过繁忙的伦敦路，误判了对面路缘石的高度，被绊倒后右臂骨折。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在巴斯、伍斯特郡农村和伦敦生活过。在搬回巴斯后不久，我注意到伦敦路一家慈善商店的橱窗里有一把时尚的红木椅子，就径直走进去把它买了下来。

我以为把这把椅子拖回到半英里外的公寓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事实证明它比我想象的要重，而且搬运起来很不方便。当我穿过五年前我摔倒的那条路时，椅子从我手中滑落，坠落在地上，右臂被摔碎。听，巧合的小恶魔在嬉笑。

虽然有些巧合看起来很好玩，但有些巧合却让人觉得可怕。2007年，《卫报》记者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开始了“断断续续的摇滚坟墓之旅”，走访那些广受尊敬的英国摇滚乐手的安息之地。中途，他来到伍斯特郡的一个小村庄，那里埋葬着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鼓手约翰·博纳姆（John Bonham）。博纳姆在1980年9月25日因醉酒窒息死亡，年仅32岁。

为配合这篇报道，《卫报》的一名摄影师几天前曾到墓前拍摄照片。哈里斯写道，那天“早上空气冷冽，教堂墓地看起来像电影《凶兆》（The Omen）中的场景”，而且与那部电影的主题契合的是，摄影师“被一只突然出现的孤零零的黑狗吓坏了，它在墓碑上撒了一泡尿，然后消失不见了”。而《黑狗》（1971年）恰好是齐柏林飞船最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

如果将巧合描绘一个从平常到不寻常的连续谱，霍普金斯和鲍姆的例子肯定是位于不寻常的一端。我的“断臂”巧合则倾向于平常的一端。其他更平凡的例子也很常见。你在火车上和一个陌生人聊天，发现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你在想某个人，下一秒他就给你打电话。你在杂志上读到一个生僻词，与此同时，广播里有人说出了同样的词。这种情况可能会让人会心一笑，但更奇怪的情况则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可思议的感觉。世界似乎瞬间充满了奇怪的联系和力量。

这是一种类似于幻想性错觉（apophenia）的心理状态——一种感知不相关事件之间意义的倾向（通常是邪恶的关联倾向），这也是精神病性妄想的常见前奏。个体差异可能在这种巧合体验中起作用。精神分裂是人格的一个维度，其特点是某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疾病的症状类似，包括一些奇异的思维和超自然信仰。有证据表明，在精神分裂症测量中得分高的普通人，可能更容易经历有意义的巧合和神奇的想法。也许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更容易受到巧合的影响。在精神分裂症测量中得分高的人也许会比我（一个得分低的人）更容易被死亡梦境吓到。

我把自然主义和超自然现象设为二元对立，但也许还有第三“元”。我们可以称之为超自然立场，这是卡默尔和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Jung）采取的立场。凯斯特勒（Koestler）1972年出版的《巧合之源》（The Roots of Coincidence）一书，向大众介绍了卡默尔的工作，使人们重新审视荣格的思想。卡默尔从1900年开始记录巧合，其中大部分都是令人头疼的小事。例如，他指出，1910年11月4日，他的姐夫参加了一场音乐会，9号既是他的座位号，也是他衣帽间的票号。第二天他又去听了一场音乐会，他的座位号和衣帽间票号都是21。

1919年，卡默尔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序列性法则》（Das Gesetz der Serie），其中包含了100个巧合样本，他从类型、形态、力量等方面对它们进行了分类，正如凯斯特勒所说，“像一个致力于分类学的动物学家那样一丝不苟”。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专门讨论理论。

卡默尔的主要观点是，除了因果关系之外，宇宙中还存在一个无因果原则，有点类似万有引力，但万有引力普遍作用于质量，而这种普遍的无因果的力，就像凯斯特勒所说的那样，“有选择地作用于形式和功能，将空间和时间中的类似配置聚集在一起；通过亲和力进行关联”。卡默尔总结道：“我们因此得到了一个世界马赛克或宇宙万花筒的形象，尽管它不断地洗牌和重新排列，但也兼顾到了把同类东西放在一起的原则。”这似乎很牵强，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却觉得卡默尔的书“很有创意，绝非荒诞”。

荣格提出的共时性理论（theory of synchronicity）或有意义的巧合，也遵循类似的路线。几十年来，它在哲学思想、物理思想、神秘学思想以及荣格自己那极富创造力、有时近乎精神错乱的心灵深处涌动的神奇思想的交汇中逐渐成形。他认为，某些巧合并不仅仅是不相关事件的随机组合，也不是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它们因其意义而被无意识地联系起来。共时性是“无因果连接原则”。

梦境的巧合和昆虫的入侵是治疗进展的关键

根据物理学家、科学史家亚瑟·I. 米勒（Arthur I Miller）2009年发表的著作《破译宇宙数：沃尔夫冈·泡利与卡尔·荣格之间的奇特友谊》（Deciphering the Cosmic Number: The Strange Friendship of Wolfgang Pauli and Carl Jung）所述，荣格认为这是他最好的构想之一，并声称自己是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影响。20世纪初时，爱因斯坦曾多次前往荣格在苏黎世的家中做客，与他共进晚餐，这给荣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荣格认为，当时与爱因斯坦一起享用的晚餐与自己大约30年后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泡利之间的对话存在直接联系，正是这次对话催生了共时性理论。

荣格与泡利似乎不太可能一起合作：荣格是一个准神秘主义的心理学家，是一个精神宇航员，他认为对自己无意识心灵的深入探索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而泡利是一个硬核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理论领域影响力巨大，重塑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亚原子基础的理解。泡利的母亲自杀后，他与一个卡巴莱舞者结了婚，他们的婚姻生活短暂又痛苦，后来妻子抛弃他投入了一个化学家的怀抱（“如果她和一个斗牛士在一起，我反而能够理解，但这样一个普通的化学家......”），泡利遭遇了心理危机。即便他当时一心扑在毕生最重要的物理学研究上——泡利不相容原理（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和中微子假说（postulat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neutrino），但这并未阻止他酗酒和打架斗殴。

泡利向碰巧住在附近的荣格寻求帮助。荣格的治疗方案之一便是记录梦境，事实证明泡利在这方面非常在行，他能够精确地记住复杂的梦境。对荣格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泡利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梦境记录者，他还非常乐意带领别人踏入亚原子物理学的神秘领域。同时，泡利认为共时性是量子力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方式，尤其是量子纠缠的奥秘。量子纠缠让亚原子粒子无论相隔多远都可能保持即时的非因果性关联。他们对共时性的讨论催生了泡利-荣格猜想（Pauli-Jung conjecture），这是关于心灵和物质的双向理论，它将精神和物理视为更深层次现实的不同方面。

卡默尔提出的假设认为，非个人的、非因果的因素与宇宙的因果关系相交，而荣格提出的非因果关系原则（acausal connecting principle）则与心智，特别是与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原型纠缠在一起。在荣格更广泛的理论中，这些原型是所有人类共有的原始心灵结构。荣格让一个古老的术语重获新生，他设想了一个一元宇宙（unus mundus），即一个统一的或单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和物质彼此结合，并且原型在塑造精神和物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但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观点有何依据？除了奇闻轶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撑这些假设。泡利在现代天文学之父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的科学理论中看到了原型的影响，正如演化精神病学家安东尼·史蒂文斯（Anthony Stevens）在1995年出版的《私密的神话》（Private Myths）中所论述的那样，通过与伦理学家认定的先天释放机制进行类比，我们可以为此类原型找到生物学上的例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原型结构对思想和行为塑造的影响显得更为合理了。放眼整个宇宙又当如何呢？除了泡利，科学界鲜有人支持共时性的观点。

当代认知科学为理解巧合经历提供了一个虽然不够炫酷，但却更安全的概念框架。人类有偶遇巧合的先天倾向，因为发现巧合可以说是反映了我们认知和感知系统的独特运作方式。大脑会从外部世界输入的感知数据流中寻找一些模式，并为这些模式注入意义，有时赋予其作用（往往是错位的）。在这个过程中，大脑形成了信念和期望，而这些信念和期望又被用来塑造未来的感知和行为。

从共同发生的简单意义上来说，巧合为大脑发现此类模式提供了信息，尤其是有助于识别因果关系的信息，并因此增强了可预测性。大脑并不只是通过眼睛和其他感官来认识这个“世界”，它的感知系统是具有主动性的。这些感知系统会不断尝试将外部传入的“自下而上”的感知数据与“自上而下”的预期和预测匹配起来，从而构建一个世界模型。原始感知数据有助于完善大脑对当下发生之事的最佳猜测，而非每时每刻都在重构一个新的世界。简而言之，大脑一直在寻觅巧合。

你第一次开不同的车，突然间，同一品牌和型号的车似乎都在这里了

通过对心理学和神经认知研究的广泛调查，米契尔·范·厄尔克（Michiel van Elk）、卡尔·弗里斯顿（Karl Friston）和哈罗德·贝克林（Harold Bekkering）得出结论，对此类预测模型的过度泛化在巧合经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根深蒂固的认知偏见（自我归因、确认、注意力等等）驱动下，我们没有能力对机会和概率做出准确的估计，我们天生就倾向于看到、感知根本不存在的模式和关联。

人类天然如此，因为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对巧合过度敏感的倾向是为了适应生存而做出的选择。相比错误推断不相关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如果我们未能及时发现相关事件之间的偶然性——例如灌木丛中的沙沙声意味着有捕食者接近——可能会付出更高的代价。**巧合的另一个驱动因素是语言学家阿诺德·兹威基（Arnold Zwicky）所说的“频率错觉”**，这个术语源于一篇博文，后来被纳入了《牛津英语词典》：

频率错觉（frequency illusion）* n. 一种怪异的感知，意指一个人刚刚警觉到的现象突然好似无处不在。*

比如，你可能某天首次读到了一个单词，然后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再次读到或听到同一个单词。又或者，你某天第一次驾驶一辆平时不开的汽车，突然间发现，似乎满大街都是同样品牌和型号的汽车。人们产生这种认知的原因，可以用两个广为人知的心理学概念来解释：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即集中关注突出的对象和事件；和确认偏差（confirmation bias），即寻找符合我们信念和感知的对象和事件，而忽略与之相反的证据。

范·厄尔克和他的同事并不是第一个把对概率的直觉判断作为一个感知巧合因素的人。在他们之前还有许多人曾提出，超自然的观点源于直觉概率的失败，包括认为某些巧合是超自然的观点。斯图尔特·萨瑟兰（Stuart Sutherland）就曾在其著作《非理性》（Irrationality）一书中阐述过类似的看法。作为概率论入门课程的主要内容，所谓的生日悖论（birthday paradox）有理有据地揭露了我们直觉的缺陷。

它问的是，在随机选择的群体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多数人惊奇地发现，只需要23个人聚集在一起，其中两个人生日相同的可能性就会超过50%。我一直想尝试用“死亡日”对标“生日”，进行一个简单的实证性镜像实验，这个想法来自与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的一次谈话。由于我当时暂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离拉什克不远，我决定参观下圣迈克尔与诸天使教堂的墓地，把齐柏林飞艇乐队鼓手约翰·博纳姆的坟墓作为我研究的起点，这主要是受到了黑狗故事的蛊惑。

要找到博纳姆的墓碑并不难，它就坐落在教堂的北侧，在一棵舒展的常蓝针叶树的树荫下，上面挂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朝圣者献上的鼓槌和铙钹。在墓碑的右边，还有另外三个墓，整齐地排成一排。这里总共只有四个墓（在树干的底部还有一个类似沙堡的小纪念碑，由于没有名字和日期，我没把它算进来）。我计划进行一次“死亡日”探索。

我手里拿着笔记本，从博纳姆的墓开始检查同一排的其他墓，然后是前后几排。我有条不紊地在墓地周围寻找任意两个死亡日期相同的墓，但我的任务还没正式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只需要在博纳姆那一排的四个坟墓（实际是五个）之外再多走一步，就会发现右边两个墓碑上标记的死亡日期都是9月29日（年份相差21年）。我希望我可以报告说，那条神秘的黑狗出现了，但它没有。

让我们回到梦境巧合的概率问题上来，为论证起见，假设一个梦境与现实世界的事件巧合匹配的概率是万分之一，而且每晚做梦人只记得一个梦。任何一个晚上做“匹配”梦的概率则为0.0001（即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做“不匹配”梦的概率是0.9999。连续两个晚上做不匹配梦的概率是0.9999✖️0.9999。一整年内每晚都做不匹配梦的概率是0.9999的365次方，即0.9642。四舍五入，**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人在一年内有3.6%的概率会做一个“匹配”或“预测”现实事件的梦。如果按照20年来计算，做一个匹配/预知梦的概率将超过50%**。

我梦到萝丝去世的时候，她已经90岁了。在英国，一个90岁的女人在91岁生日前死亡的概率约为1/6，也就是说，并非不可能。考虑到她的病史，她在91岁生日前死亡的概率可能要远高于平均值。但我为什么会梦见她呢？我虽然没有刻意地惦记着萝丝，但是小时候的居家经历却隐藏着许多蛛丝马迹。她过去就住在我家附近，并且经常来串门。此外，我母亲当时生病住在疗养院里，频繁出入疗养院让我有意无意地联想到了死亡，也许（无意识地）还想到了她和萝丝之间的友谊。

因此，想要理解巧合，我们不仅要对影响宇宙基本运作的非因果力量进行大胆猜想，也要保持头脑清醒，进行解构心智基本机制的认知研究。不过，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不可思议的巧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时没有任何内在的意义，无论我们的大脑多么渴求从中发现规律，都无法影响这些巧合事件的客观存在。

正如统计学家戴维·汉德（David Hand）所说的，“极不可能的事件常有发生”——他称之为不可能性原则（improbability principle）。这个原则有不同的统计链，包括巨数法则（law of truly large numbers），即“只要机会足够多，任何离谱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全球每周都有许多彩票头奖得主，每个人的中奖概率都是几百万分之一。而且，尽管中奖概率极低，但却有人不止一次赢得彩票大奖。

蹲在我扶手椅背上的金色甲虫，就像荣格咨询室里的那只

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但巧合让我瞥见了超自然主义者眼中的世界，我的世界观受到了短暂的挑战。不过很快，无论好坏与否，我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最后我想再为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巧合故事，正好可以说明这一观点。这个故事涉及**“元巧合”（meta-coincidence），即关于巧合的巧合**。

那是六月中旬一个温暖的午后，天气虽好，但我却在自怨自艾。伴侣在一周前离我而去，我想着要摆脱这种顾影自怜的状态，最好是投入到一个新项目中去。我决定对巧合的心理机制做一些研究。于是，我坐在扶手椅上，周围摆满了相关书籍和文章，包括凯斯特勒的《巧合之源》。除此之外，我一直在读他对荣格的金色圣甲虫故事的描述。

读了一会儿，我想喝咖啡了，于是我把书放下，去了厨房。回来后发现，我的扶手椅背上蹲着一只金色的甲虫——金花金龟，就像从荣格的咨询室窗户里飞进去的那只。它一定是从大开的阳台门飞进来的。我迅速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把它挪到手掌上，想把它放生野外，但它却翻躺在地，一动不动。死了。

我把照片发给了我的前任，借机询问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她没有回复，但那天晚上她打来电话跟我分享了一个坏消息：我们共同的好友佐伊那天下午吊死在了前任的花园里。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大脑产生了神奇的联想，我很难不把佐伊的死与金甲虫的出现和死亡联系起来。当然，我不是真的认为两者之间有何因果关系，只是感觉冥冥之中存在某种关联。前者是观点，而后者是感觉。我甚至还联想到了希腊神话，米达斯（Midas）国王拥有点物成金的能力，他贪得无厌，最后把自己的女儿佐伊也变成了金子。

但金花金龟是英格兰南部常见的昆虫。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它们非常活跃，而我的阳台上刚好有一片水草，非常适合金花金龟栖息。后来有人向我建议，这只甲虫很可能是装死，而不是真的死了。也许，如果我把它扔回草地上，它又重获新生了。

真够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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